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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电梯商贸网  作者:   发表时间:2018-07-23 14:21:03

这位资深的专利事务专家对19家中国公司的建议是,应当迅速确认自己的产品是否侵权,一旦确认没有侵权行为,应立即提出自己的申诉,以保护公司产品在国际上销售渠道的通畅。

现在,这一提议正得到19家中国公司的积极回应。被巴斯夫等列入“黑名单”的一家中国公司——河北威远生化国际业务部门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公司已有申诉想法。目前,公司已分别聘请了英国方面的律师和中国方面的律师处理此事。”

这位工作人员认为中国公司在英国受到了“不公正待遇”,他对记者说:“希望19家中国公司团结起来应对此事。”

截至本报截稿时,巴斯夫中国公司负责公共事务的人员尚无法向记者提供巴斯夫方面是否有确凿证据表明中国公司有侵权行为。巴斯夫中国公司告诉记者,该公司中国区的负责人尚未得到相关事件的具体通知。

由于有国家质检总局禁令,家乐福总部上月底就以紧急通知的形式,要求下属超市立即全面停止使用PVC保鲜膜,进而改用合乎标准的保鲜膜。而华南理工大学广东省高性能与功能高分子材料重点实验室昨天提供的检测结果却表明,该公司在广州的超市目前仍在使用PVC保鲜膜。

从前天开始,本报记者与广东电视台《财经第一线》栏目记者一起,分别走访了好又多淘金店、吉之岛天河城店、百佳超市正佳店和家乐福超市员村店等广州市的多家大型超市。随后,记者将超市的保鲜膜取样送往华南理工大学广东省高性能与功能高分子材料重点实验室检测。检测结果显示,吉之岛、家乐福等超市用于直接包装肉食和熟食的保鲜膜仍为PVC。另外,这些使用PVC保鲜膜的超市,也没有标出“严禁加热”等字样的消费警示。

半个月前,国家质检总局明令禁止使用PVC保鲜膜直接包装肉食、熟食,但连日来,本报以及广东电视台多次接到有消费者的投诉,称仍有部分超市违规使用PVC。与此同时,广州市的各大超市却纷纷发表声明表示已经停止使用了PVC。

6日上午,本报记者与广东电视台《财经第一线》栏目记者对好又多淘金店、吉之岛天河城店、百佳超市正佳店、家乐福超市员村店等五家大型超市进行了暗访,并在每家超市购买了用保鲜膜包装好的生鲜肉制品及熟食。

在吉之岛天河城店,记者发现该超市使用保鲜膜包装鲜肉及熟食(如:炸鸡腿)等食物。超市工作人员告诉记者,知道PVC保鲜膜可能致癌的消息,但是对于超市方面是否撤换了保鲜膜的消息并不知情。家乐福等其它超市的生鲜肉专区的工作人员也都表示,“这些都是领导决定的,我们并不知道。”

在超市内,记者随机访问了10个消费者。这10位消费者均知道PVC保鲜膜可能致癌的消息,其中9位表示信赖超市,认为超市肯定会遵守国家的相关规定。在天河城吉之岛购物的贡先生表示,自己一般都选择广州市大型超市购物,“我相信这些超市已经将致癌保鲜膜撤换了,因此并不会担心安全问题。”

前天下午,记者将数家超市的保鲜膜样本送往华南理工大学广东省高性能与功能高分子材料重点实验室,经检测,吉之岛、家乐福等用于直接包装肉食和熟食的保鲜膜仍为PVC保鲜膜。

据华南理工大学广东省高性能与功能高分子材料重点实验室刘运春表示,一般外面专家建议的通过烧的方法检测保鲜膜的做法是不够准确的,只能做一个初步的判定,而如果保鲜膜中添加了其他的助燃物,这种方法就会不够准确。因为每种化学物质的分子结构是不同的,因此通检测分子的光谱图就可以对保鲜膜做出区别

刘运春称,此次检测的仪器为“傅立叶变换红外光谱仪”,主要是通过数学原理测试分子活动,“从检测的结果看,吉之岛、家乐福等超市使用的保鲜膜呈现的分子运动与PVC的结构标准光谱图基本相同,位于整个图案右方指纹区是体现氯原子运动情况和波动的峰值区域,这几家超市所使用保鲜膜鉴定图的右方都有明显的氯原子震动轨迹,而百佳和好又多超市的保鲜膜的分子运动与PE的结构标准光谱图基本相同”。

刘运春认为,鉴于PVC和PE的分子结构“相差十万八千里”,因此可以肯定,吉之岛、家乐福等超市用于包装鲜肉的保鲜膜为PVC保鲜膜。

华南理工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高分子专业陈志泉教授介绍,PVC是一种叫氯乙烯的化学物质的聚合物,氯乙烯本身对人体是有害的,尽管它的聚合物———聚氯乙烯原则上无害,但任何化学物质的聚合都不是完全的,一定数量的氯乙烯没有完全聚合,但又无法从中分离出去,这些未聚合的氯乙烯就是PVC材料致癌的“祸首”。另外,PVC本身比较硬,但制作以PVC为材料的产品,一般会添加增塑剂来提高柔软度。PVC保鲜膜对人类健康的危害也来自增塑剂中的有害化学成分。

陈志泉教授表示,正是因为危害严重,欧洲早在数年前就禁止使用PVC作为食品包装材料。日本也在2000年杜绝了PVC食品包装。据世界包装组织理事会资料,美国、日本、新加坡、韩国和欧洲各国现已全面禁止使用PVC包装材料。

新快报讯10月25日,国家质检总局通报了对进口和国产食品保鲜膜的专项检查结果。

据国家质检总局初步调查,国内生产食品保鲜膜企业共47家。其中,生产PVC食品保鲜膜生产企业6家,绝大部分为中外合资或外国独资企业,PVC食品保鲜膜年总产量约1万吨。其中,10%出口,90%在国内各地销售。

国家质检总局新闻发言人刘兆彬表示,此次抽查发现,一些主要用于外包装的PVC保鲜膜含有DE鄄HA,这种保鲜膜遇上油脂或高温时(超过100℃),增塑剂容易释放出来,随食物进入人体后对健康带来影响。

刘兆彬表示,质检总局正式决定禁止企业经销含有DEHA或氯乙烯单体含量超标的PVC食品保鲜膜,禁止用PVC保鲜膜直接包装肉食、熟食及油脂食品。经销企业还要进行自查,未标明“不含DEHA”字样,或者未明示可以用微波炉等加热的,停止销售和使用。

据《北京晚报》10月30日报道:家乐福总部向全国所有家乐福门店下发紧急通知,要求从昨日(29日起)起全部更换自用保鲜膜产品。

家乐福总部有关人士接受采访时说,此前PE保鲜膜多用于家用产品,与超市使用的PVC保鲜膜规格不同。这两天家乐福方面已经与国内一家大型保鲜膜生产厂谈妥,按照新规格生产超市自用的PE保鲜膜。使用了不一样的包装材质,会不会影响到包装食品的价格?家乐福方面对此明确表示,更换了新包装的产品不会调价。

本报讯(记者陈静)外表俊朗的百万富翁因性功能障碍两次遭妻嫌弃而离婚,实在不想再失去第三任妻子的他,昨日拿着拟好的离婚协议来到市计生医院,泪流满面跪在市性医学会主任关仁龙面前,求专家给他“性福”。

记者从计生医院了解到,拿着离婚协议来求医的患者胡明(化名)今年37岁,是永川市做建筑生意的老板,资产有上百万。由于人长得高高大大,相貌英俊,作风又正,想嫁给他的女性也不在少数。

在28岁那年,胡明经人介绍与当地一名女子结了婚,女子长得漂亮人也能干,胡明十分喜欢,没想到婚后却发现自己根本不行,平时里都没什么问题,但是一到最紧要的关头时就不行了。虽然妻子开始没有说什么,但是时间长了就难以忍受了,他自己的自信心也受到了极大的打击,为了不耽误妻子,刚过半年,两人就离婚了。

之后,胡明很快又与第二任妻子结婚,为了留住妻子,胡明试图用金钱来满足妻子,然而妻子渐渐不满足物质了,对性要求增加,之后胡明再次离婚。

接二连三离婚,胡明对婚姻几乎失去信心,在认识现在的第三任妻子前,胡明坦诚地向她说明自己的性问题,没料到得到了妻子的宽容,并鼓励胡明继续治疗。

面对这样一位善良的妻子,胡明经常感到内疚。虽然妻子嘴上说不介意,但夜里却看见妻子经常辗转难眠,还趁胡明假睡之机偷偷自慰。看着妻子日益憔悴,作为丈夫却不能带给她身心俱全的幸福。为了不连累自己深爱的妻子,胡明这次自己产生离婚念头,让妻子早日去寻找自己的幸福,并瞒着妻子起草了离婚协议书,自己先签上了名字。

市性医学会主任关仁龙向记者透露,胡明为了治病花了不下10万元。前不久,他从媒体上了解到在我市召开的“中国首届性医学论坛”,让他重新燃点了求医的希望。

昨日,刚从外地回重庆的胡明马不停蹄地赶到市计生医院,由于求医心切,又不想失去第三任妻子,他激动地拿出拟好的离婚协议书,跪在专家面前说:“如果治不好病,他可能就要和第三任妻子离婚。”

关仁龙在对胡明长达3个小时的详细询问和检查后发现,胡明所患的是操作性焦虑症,即性功能正常,是在与伴侣过性生活时因为心理因素导致不举,可以经过行为疗法和药物治疗辅助治好。

一句“中国合格的经济学家最多不超过5个”(以下简称“5个论”)把香港科技大学教授丁学良推到了备受争议的处境。这之前,虽然也拥有一系列令人艳羡的履历和头衔,如哈佛大学博士、思想大师丹尼斯·贝尔(此人曾于1980年被美国评为健在的、对美国社会影响最大的十大知识分子之首)的关门弟子、在同行中享有“社会学界的杨小凯”之称……但在国内,能说出丁学良是何方神圣的人可能不多。近日,本报特邀“中国合格的经济学家最多不超过5个”一文作者曲力秋对丁学良教授进行了独家专访,这是继10月26日“5个论”发表后,丁学良首次接受媒体采访。

曲力秋(以下简称曲):有人将您的“中国合格的经济学家最多不超过5个”这句话称为是2005年最为经典的语句之一,您本人也被《时代人物周报》评为“2005年十大敢讲真话者”。您怎样看您的这一观点在媒体和公众中引起如此强烈的反响?

丁学良(以下简称丁):我想这可能是因为国内的学术界、媒体甚至包括最广大的公众都看到了这些年国内经济学界出现了一些不符合这个学科应有面貌的现象。一个基本的情况是,中国的经济学在过去的27年里是显学,资源很多,从事经济学研究的人很容易得到各种资源,很容易参与决策,也很容易出名、发财和做官。任何一个学科,只要有这样优越的条件,就一定会对各种各样的人产生巨大的吸引力,所以,很多人都跑到经济学研究领域,都想成为经济学家,并且都以经济学家和经济科学的名义讲话、做事和捞钱。这种现象已经持续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大家都感到无法忍受,我不过是把他们想说的话说出来了而已。其实,海外的很多学者早就说过这样的话,只不过是没有在主流媒体上说而已。

曲:您的“5个论”是信口开河呢,还是有根据?如果有根据,这个根据是什么?

丁:这个说法绝不是信口开河,不过需要澄清的是,我的这个讲法并不包括老一辈经济学工作者,因为他们的学习环境、研究环境和工作环境与中青年不一样,他们中的很多人是我的老师和恩师。另外,这个讲法也不包括现在在海外最好的或比较好的大学经济系里任教、目前暂时回到国内兼职的教授。

至于我所说的合格与不合格依据的是什么标准,我想,虽然与自然科学相比,社会科学的评价标准要困难很多,但在社会科学中间,经济学的发展还是比较规范的。从国际上看,怎样评价一个经济学家的研究成果和他的贡献,比社会科学中对其他学科专家评价的争议要少很多。稍微懂一些专业的人,只要他去看一看国际上经济学界那些最重要的学术刊物,在过去的10年或15年的时间里,有多少文章是来自中国国内的经济学家,他就会知道我的这句话还是比较客观和宽容的一种说法。有一位从中国大陆出去、现在是华人中做计量经济学研究做得最好的一位学者,曾经很感慨地说过,中国国内很多大学经济学系教授的水平之糟,甚至还比不上他所在大学经济学系一年级博士生的水平。所以,只要是对西方经济学比较了解、同时又对国内经济学界也基本了解的人都会有这样的看法,这个话题在我们这些海外学者中已经议论了很多年了。

丁:这并不是我想说的重点。我要是把这五个人的名字都讲出来的话,极容易在公众中造成这样一种印象,就是我是因为和这些人有个人恩怨才出来说这句话的,这根本就不是我的意思。我要讲的是学科的发展和做学术研究的基本规则。

曲:那么,在您的内心里,是不是很清楚地知道这五个合格的经济学家都是谁?

丁:那当然。不光是我,如果你把那些从中国大陆出去、现在在海外最优秀的经济学家的眼睛蒙上,然后,让他们各自写出这五个合格的经济学家的名字,我想他们的答案基本上是一致的。因为这个标准是相当客观的,当然,是4个、5个还是6个并不会像数学上那么精确。

“我虽然不是学经济学出身的,但对经济学的基本评价标准还是相当了解的”

曲:一个很具体的问题是,您是一名社会学家,并不是学经济学出身的,您觉得您有能力评价中国大陆经济学家的水平吗?

丁:这是一个很合理的问题。虽然我不是学经济学出身的,但这些年来,我对大学的改革和发展一直非常重视,在大学发展过程中,经济学系在国际上任何一所优秀大学里都是非常重要的系,所以,我非常关注这个领域里面的学术规范、学术准则和学术评比。特别是我在海外的朋友和同学中,一半以上都是从事经济学研究的,他们当中有相当部分是华人中最优秀的经济学家,我和他们的友谊和交往将近20年了,在私下里我们经常议论这些事。所以,坦率地说,虽然我本人不是学经济学出身的,但我对经济学的基本评价标准、国际上哪些大学的经济学系大概处于一种什么样的水平和位置等,还是相当了解的。我可以很诚实地说,我在这个领域里面收集的信息,得到的资料都不是外行给我提供的,而是这些华人中最优秀的经济学家提供给我的。

曲:对于中国大陆经济学界的现状,很多人都有与您同样的感受,为什么别人不说,您却要说?

丁:人嘛都是这样的,想得罪人的毕竟是少数,我也不想得罪人。虽然讲这番话的用心是好的,但往往会引起很大的误解。可是看看这些年中国经济学界趋炎附势的风气确实很着急。这些年中国经济学界在经济学教育、经济学的训练方式和经济学系的发展方面其实没有取得什么进步,很大程度上是靠着过去27年里送出去的最优秀的留学生帮忙,靠着国际上一些更资深的经济学家的帮助,虽然我们也欣喜地看到中国有的经济学系这些年也做了一些很好的改革试点,但总的来讲,有着清楚的目标也就是瞄准国际上经济学发展科学的大趋势并要缩短中国和它们质和量上差别的经济学系和经济学院还是太少了。而有着这样清楚的目标并把这种目标变成一个很系统的改革方案的人就更少了,这实在让人着急。中国的经济学有这么好的资源和条件,如果还像现在这样搞下去的话,那么时间越长,以后纠偏和走向正轨、走向主流的成本以及代价就越大,并且对中国整个社会科学的发展和对中国经济本身都有很大的副作用。这就是为什么我愿意出来讲这个话。我希望公众能理解我讲这番话与个人恩怨并没有关系。

曲:在今天这样的社会里,每个人都尽最大努力使自己生活得更好,经济学家为什么就不能追求个人利益?要求经济学家独善其身是否公平?

丁:什么叫独善其身?我们每个人都是血肉之躯,每个人都不是不食人间烟火。人当然有追求自己个人利益的权利,但你得遵守一些基本的游戏规则。西方的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包含50多个学科,经济学显然是有着更多的机会来追求财富方面利益的一个学科。但即便是在追求个人利益的时候,你也要遵守游戏规则。举个简单的例子,在西方国家,假如一个名牌大学经济学系的教授被某个烟草公司或白酒公司雇用了,充当他们的顾问或董事,那么他在学术场合或在媒体上为一些公司说好话的时候,就必须要把他的多重身份讲清楚。如果不讲清楚,不管是有意还是无意,他就是在滥用他的经济学教授的身份。在西方市场经济社会里面有一系列的关于“对公众负责”、“不要滥用自己特有身份”的规则。经济学家在追求个人利益的时候必须要遵守这些规则。

丁:在法制比较公平和严明的国家,利益集团都可以雇用自己的说客游说,都可以雇用自己的咨询和顾问,但是雇用过程本身是要对外公开的。譬如说在美国,特殊利益集团像石油或军火公司,他们都会雇用公关公司或顾问试图影响美国的立法和行政机构,以便对他们的行业更有利。被雇用的教授可以去国会游说,但不会出现某个利益集团付了钱给某个教授,然后这个教授同时又到政府部门做官员或顾问,这种严格的利益冲突,在绝大部分市场经济社会里面不仅是不被允许的,而且是犯罪行为。这样的事情要是发生了就会受到各方面的批评和追究,其中相当一部分要受到法律的制裁。

丁:任何一个牵涉到名和利的领域,一定要有阳光政策,一定要有一套非常系统的互相制衡的制度。否则没有任何一个行业,能够公公正正地为社会利益服务,这是人之天性。西方人未必比我们中国人的觉悟高,但是他们有那样的制度在那里。

曲:有人把公众和媒体对中国经济学家的批评归咎为国人的仇富心理进而仇视经济学家,您是否同意这种观点?

丁: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的人没有理由地仇视一个学科呢?我想除少数人有切身利益的冲突之外,可能还是要检查一下在过去的这些年里,中国的经济学作为一门学科,中国的经济学家作为一个群体,在公众中留下了什么样的印象。应该更多地反思一下,这个学科、这个群体在多大程度上是以自己的学术研究为公共利益服务,是为推展学术研究做事,而不是以经济学的名义在为自己捞好处。

在海外最优秀大学的经济学系里面,绝大部分的教授都是在很认真、很刻苦地做经济科学的研究,虽然他们的成就不一样,但他们是在务正业。如果中国的经济学家中有相当一部分人是在做这样的事情,我想中国的公众就不会对他们有那么多的负面评价。

社会科学中的任何一门学科,都会和国家宏观的发展和政策有关,这些学科都有一个基本的问题,就是你是不是尽可能地保持一个相对独立的位置,从事这些学科研究的人,能不能尽可能地保持一种独立的学者的身份。这一点,对于经济学这样的显学尤其重要。因为它获得的资源以及对公共政策和对公众的影响远远地超出其他学科,从这个意义上讲,公众对你的要求就更多了。

中国的经济学家在过去的这么多年里有那么多积极的参与,既参与官场又参与商场,公众当然对你很关注了,而且你在为个人利益和利益集团说话的时候还都是以经济科学的名义,我想公众的不满主要是来自这里。至于说仇,我觉得还远没有到这个程度,什么是仇,你走在前面,人家想把你捅死,这才是仇。香港社会的贫富不均也很厉害,香港的基尼系数在全世界也是名列前茅的。但我没有看到香港的老百姓对一个学科或一个群体有那么大的不满和抱怨,就是因为在香港大学不管是哪个系,都有一些基本规则,任何一个大学任何一个系都不会对违反这些规则和专业道德的现象放之任之。

曲:近一两年,经济学家屡屡成为公众攻击的靶子,是不是还有这样一层深层次的原因:公众对过去一些改革失误的不满,找不到发泄的渠道,只能转而发泄到经济学家的身上?

丁:公众对经济学家的不满中肯定有误解的成分,因为有不满就要找个地方发泄。有些人并不了解某一项政策的失误,根源究竟在哪里,只是乍一看是在经济领域里,于是就埋怨起经济学家。还有一种情况是有些人也了解某一项、某两项政策的失误根源在什么地方,但他没办法指责这种根源,那么经济学家就不幸地被误当作靶子。

我曾经和朋友们说过,这些年来,中国经济学界被批评、被攻击的这些问题,在西方国家是不会出现的。因为这些问题在西方国家大部分是属于公共政策领域,是属于法律领域或社会学领域。而在中国,就是因为在过去的这么多年里没有给其他学科发展空间和说话的机会,所以,中国的经济学把在西方发达国家由社会科学中其他学科做的事情和讲话的空间全都垄断了。你在垄断了这些话语空间的同时,也就垄断了被公众埋怨的机会。

曲:在您看来,经济学家该不该为一些改革的失误负责,如教育改革、国有企业改革等?

丁:经济学家不应承担改革失误的主要责任。因为他们毕竟不是最高决策层,在西方国家一般是官员问责制,所以,对于改革中出现的一些失误,经济学家有责任但不应承担主要责任。

曲:有人将由“5个论”掀起的这场讨论,与去年的郎顾之争相提并论,认为这两场讨论具有同样的影响和作用,您觉得二者具有可比性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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